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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前院长石应康先生(他担任院长时间长达20年)于昨日下午自杀身亡,也快24小时了。
 
石教授的不幸辞世,更是令人扼腕长叹。诚如他的女儿、华西医院肾内科副教授石运莹女士所言,“不得不说是社会的悲哀,制度的悲哀。”
 
又想起邓小平那句话: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成好人,坏的制度能让好人变成坏人。
 
也许,在根本的制度变革问题上,邓小平这一位全世界公认的实用主义者,也只是说说而已。更何况,谁知道此话究竟是不是用他自己的脑子想出来的呢——或许是智囊或秘书写的,他出口而已。就像那个“制度的铁笼子”。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句话,则是毛泽东的名言。但是,不奋斗也经常牺牲,甚至牺牲那么多人,就相当不正常了。
 
几十年前,他们就给中国的五月戴了一顶高帽子,说五月是“红五月”。真是一语成谶。
 
是的,红五月里,遍地是血。中国人的牺牲实在是太大了。除了你们还在刷屏的雷洋,可知否,今天是5月12日,是汶川地震8周年纪念日?
 
你们忘了,不怪你们。但是,对我们灾区的人来说,5.12是一个永难解开的心结。
 
又想起2011年5月12日南方都市报的一篇社论——“躺在时间的河流上怀念他们”,执笔者为宋志标。因这篇布满忧伤、令人泪下,却不知哪个地方惹恼当局的社论,执笔者不得不离开南方都市报。
 
难道就因为文章中提到了“铁做的十二生肖,瓷做的瓜子”,而没被火眼金睛的层层审稿者看出作者的祸心?
 
“躺在时间的河流上怀念他们”。刚才,我又看到今天的中国青年报也没忘记发表评论,“你是否还记得,八年前的那场大地震”。
 
是的,时间的河流可以冲刷掉一切,沧海桑田或许根本无须假以时日。而这才8年!
 
 
 
(2008年5月​下旬,我和同事驱车前往都江堰市虹口乡采访。斯时余震连连,不断有滚石在眼前落下,不被砸中全凭运气)
 
 
8年前的5月12日,那天下午,我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是希希打进来的。她那时还小,第一句话就是:“爸爸,我们学校地震了!”我告诉她,地震的范围起码有方圆几百公里,震中离我们这儿还远着呢。
 
其实,被“震感”的范围岂止几百公里方圆,远在厦门出差的上司随后打进电话,说全国人民都知道四川地震了,电视里正在滚动直播。而那时候,我们灾区人民是看不到电视的,只能用手机接收电台信号。至于移动通讯,则几乎全线瘫痪,尤其是本地的手机,根本无法相互接通。
 
街上乱得像一锅非常稠的粥。我得选择先去报社还是先回父母家看看,由于市内交通已经瘫痪,而且不可能打上出租车,只能步行,考虑到去城西的父母家起码要走两三个小时,而去报社也就二十分钟,于是决定先到单位看看。
 
流言四起,余震不断。路上的情形,像极了刚刚看过的张爱玲的“香港沦陷”(《倾城之恋》),尽管两件事情风马牛不相及八杆子打不着。
 
可能是下午四五点,也可能是五六点,我在去报社的路上接到了杨耕身千辛万苦打进来的电话。我告诉他,比起余震连连,通讯的中断才是最令人绝望的。耕身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我,只是安静地听我辞不达意地描述那末日般狂乱的街景和人群。
 
到单位后,又接到来自长沙的第二个电话。魏伟在电话中急促地问我情况怎样,我只回了一句“到现在还没跟我父母联系上”,就哽咽得说不下去了。
 
傍晚,终于打通了父亲的手机。再以后,通讯就不那么难了。
 
夜幕降临,成都的天空,下起了震后第一场小雨。
 
8年了!
 
此刻,我看到窗外的天,又阴了下来。记忆中,每一个5.12的下午,成都,都是要下雨的。
 
可是上苍,你能把“红五月”的遍地血迹,冲刷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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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达志

朱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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