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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岁的甘肃康乐县村民杨改兰在自家屋后用斧子将自己的4个子女“带走”后,自己也喝农药自杀了。孩子们的父亲在平静地料理完5名亲人的后事后,也服毒自尽于山林中。这出悲剧在网络及媒体上披露后,我一直不敢看相关报道。但这两天朋友圈中流传的一些各式各样的说法,却令我没法继续鸵鸟下去。
 
今天终于读了澎湃新闻一篇题为“甘肃母亲砍杀4子女事件疑云”的调查报道,其中所呈现的一些事实,比较可信地厘清了此前流传的一些说法。报道披露,杨改兰家是他们所在的阿姑山村20多户中最贫困的一户。除常年在外打工的丈夫外,家里只有父亲一个男丁,可他在村里人的眼里却是“撑不起家的男人”;奶奶在家也不干什么活,杨改兰每天都要做自己、父亲和四个孩子的饭,全家十多亩地平时也是她一人在种。
 
但就是这么艰难的人家,三年前却被取消了低保。一位甘肃本地媒体记者曾采访杨改兰所在村的村干部李进军,后者称杨家低保被取消,是村民经过投票、商议的结果。因为杨家人老实,不爱说话,因而人缘不好,低保被分给了其他比杨家境况好得多的家庭。
 
由村民投票决定低保名额的归属,这样的“基层民主”实在太过荒唐。民主这个“好东西”,无论是在基层还是中层上层,都是一种政治决策的原则和方式;而给哪些人、不给哪些人低保待遇这样的决定,却是跟政治决策毫无关系的事务性工作,需要的是实事求是的政策、可操作的技术方案、可量化的指标体系、畅通的投诉与监督渠道等等,实在无须劳驾民主投票这样的高大上手段。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涉及当事人自身利益的投票,很难确保少数人的合法权益不被侵犯。何况,杨家人老实巴交人缘不好,说白了就是拉票能力弱,其低保待遇被“民主掉”似乎并不意外——这样的说法并非毫无道理,但是谁来主持投票,谁来提出动议,谁来制造气氛,谁来引导舆论……却不是人缘好坏这么简单的事情。该报道后有一条留言称,现在的低保,不是谁贫困谁就给谁,能不能得到低保是要看关系的。从既往一些案例看,这样的说法并不是没有事实依据。
 
早些年曾有报道说,武汉一个河道管理处组织全体职工“民主选举”下岗者,此事当时就招致舆论的一致谴责。没想到十多年过去,类似滥用民主、有组织侵犯少数人权益的做法,仍然在农村基层大行其道。其实,这样的“民主”对年龄较大的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文化大革命”期间,类似的做法非常普遍,那些“大鸣、大放、大字报”之类“大民主”形式,很多时候的客观效果,按当时的流行说法,其实就是“挑起群众斗群众”。
 
两千多年前,500名正直善良的雅典公民一致同意将他们伟大的先知苏格拉底毒死在狱中,这看上去够“民主”了吧?可最终恰恰是这样的“民主”参与葬送了雅典民主制。睿智善辩的苏格拉底尚且如此乖乖就范于“民主”的毒药之下,何况杨改兰一家这样的文化低、人缘差、不爱说话的老实巴交的农户?
 
不能不说当代中国的怪事实在是多。真正需要民主和投票的地方/领域,却被宣布不合国情;而原本就属于基层自治领域的事情,却被要求按照他们的意图和方式去“行使民主权利”,甚至“选举下岗职工”、剥夺穷人的低保待遇。
 
(谢谢阅读。还可关注朱达志的公众号“常识与偏见” dlnmzd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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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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