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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节后,沿海地区都会上演“用工荒”,今年更甚。南京安德门民工就业市场提供了近2万个就业岗位,但至今仅有一千多农民工上岗,用人单位招工不足一成。而上海有些企业更是直接包车去河南、安徽接人。

与此同时,中西部也是争抢农民工。10日,南宁市拉开为当地企业“截留”农民工的“春风行动”,27000多人寻职,8000多人达成了就业意向。过去数年,中西部地区官员频频出面帮助农民工赴东部沿海务工,如今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绍兴市就业局去年底与重庆涪陵联系,希望对方输送劳力,没想到被婉言谢绝:“自己都缺人,哪里还能大规模组织人员外出打工?”

中西部与东部拉开用工“争夺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几年中西部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获得了加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胃口大开;而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尚未完成,用工量仍然很大。总部设在深圳的广西某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认为:官员出面抢民工,可以倒逼东部沿海企业进行产业升级,加速转变原有的只享受人口红利而不能同步给予农民工合理回报的发展模式。

提高用工回报当然很重要。但是,解决用工荒问题,没有一个根本性的对策是不行的。随着刘易斯拐点的日渐趋近,农民工的总体供应量在逐年递减,近三年其后备力量差不多减少了2000万人。其实,农村人口的总量变化并不大,相反新生代却在不断增加,为什么农民工后备力量反倒减少了那么多呢?

有人认为,多年来,发达地区吃人口红利上了瘾,把超额利润都用于再投资或作他用了,农民工工资多年不涨或涨幅过小,招不到人在所难免。此说有一定道理,但多少有些想当然。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排名里,中国工人的劳动技能仅在第59位,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原因是我们缺乏一个高端产业工人的供应结构。现在的农民工大部分还是非技术人才,高级技工凤毛麟角。因此,大规模提高农民工待遇在成本管理上是不现实的。除了产业升级外,农民工本身也需要“升级”。

但是谈何容易。一个企业的用工不能相对固定,铁打的工厂流水的工人,它是不会花太多的钱去培训技工的。农民工为何流动频繁?为什么年年春运都如此浩浩荡荡?他们为什么就不能把父母孩子接到身边来一起生活?说城市生活成本高,难道长途跋涉回乡过年,花销就小吗?很大程度上,这跟“农民工”的身份有关。他们在城市里只是打工者,无论干什么都是“农民工”。

其实,他们早就是城市产业工人了。所谓工业化、城市化,很大程度上就是农民的产业工人化。可是在当下中国的社会语境中,只有那些有城市户口的单位人才配被成为工人,从农村来的打工者就像“低种姓”的人一样永远都只配被称作农民工,哪怕他们的下一代,也只配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不是他们的家,他们过年一定要回乡下的家,无论有多远。

孟子曰,无恒产者无恒心。其实,无恒定的身份也不可能有恒心。给“农民工”摘帽,还其城市产业工人的身份,他们才可能安心城市工作。工人不安心工作,不把城市和他们工作的工厂当成他们的家,他们的劳动技能无法获得提升,权利无法获得最大限度的保障,“用工荒”将成为永远的难题。

成都商报岷江评论:http://e.chengdu.cn/html/2011-02/14/content_2133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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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达志

朱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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