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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哥的敌人不是专车而是特许经营
 
(刊于2015年1月15日中国青年报)
 
朱达志
 
这几天,包括长春、济南、成都、南昌在内的多个省会城市出现群体性的出租车罢运,堪称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多数媒体和舆论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连锁反应,是缘于专车软件与高居不下的份子钱给出租车司机所造成的双重压力。
 
双重压力客观存在。但究竟是哪一重压力最致命,专车软件在其中扮演了个什么量级的角色呢?这个问题不厘清,主要矛盾没找到,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民间智库研究人员翁一撰文称:近日,在各地的停运事件中,部分出租车司机把矛盾指向了“专车”。出租车司机指责“专车”抢了他们的生意,导致他们收入降低进而有淘汰出局的危机。他们高喊专车凶猛,呼吁政府取缔专车。作者由此得出结论:出租车司机其实是垄断体制的合谋者,他们在大打悲情牌。(见凤凰财经评论《出租车司机的悲情牌可以休矣》)
 
这多少有些耸人听闻。我认为,方兴未艾的专车软件,只是一个导火索,点燃了出租车司机心中的怒火。其实的哥们非常清楚,长期以来真正让他们无法忍受的,还是居高不下的份子钱的极不合理。的哥们也许文化不高,对份子钱这样的东西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知道它收得不公平,并不一定知道它压根就不合理,早该退出历史舞台。如果把他们对份子钱的有限度容忍当成“与垄断体制合谋”,貌似理性,其实有些冷血。
 
毋庸讳言,压得出租车司机喘不过气来的,唯有“总量控制的出租车特许经营”体制,专车软件也许只是骆驼被压垮前的最后一根稻草。说它们构成了双重压力也可以,但必须看到前者的致命特性——垄断体制才是出租车行业的病根所在。
 
早在2011年8月和9月,浙江杭州、嘉兴、苍南、乐清以及河北沧州等地就出现过出租车集体停运事件。的哥们“强烈要求改革空壳公司体制”,整顿出租车市场。当时,人民日报曾刊发专家访谈和评论,指出:近年来各地屡屡发生的出租车集体停运事件,大多是以“份儿钱”为核心的出租车牌照特许经营体制下的利益分配问题引起的。
 
中国的出租车行业管理是一种特许经营管理,政府对出租车进行总量控制,使其特许经营指标成为稀缺资源,出租车司机不得不向出租车公司交纳比例很高的份子钱,这成为出租车经营的最大成本支出。管制的结果产生了垄断经营的既得利益群体,司机运营成本升高,收入降低,拒载现象较为普遍,乘客打车难,黑车泛滥,公众利益受损。这正是多年来一些地方出现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的根本诱因。
 
其实,早有舆论和专家建议对出租车特许经营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允许出租车行业个体化经营。但是,类似建议甫一提出,往往会立马引起一些地方管理部门的忧虑,他们担心出现管理困境。其实所谓管理困境都是借口。譬如,有地方相关负责人声称,出租车个体经营者难以承担重大交通事故等风险。此说实在令人莞尔。重大交通事故又不光是出租车才有可能发生。除了交强险外,所有车主都会或多或少购买其他车险,再重大的交通事故都不是什么“难以承担”的。而出租车若实行个体经营,市场自然会给经营者另外量身定制专门的险种,以确保万无一失。
 
有些常识不能不提。出租车业属于既不需要高新技术投入,也不需要巨额资金运转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个体经营是它最直接有效且交易成本最低的方式。在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出租车行业的经营牌照一般都直接交给司机个人,后者除了正常纳税外,无须缴纳各种高额押金、租赁费和月租费,经营成本相对较低,再加上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一般不会出现“打的难、打的贵”现象。
 
而现在出现的所谓专车软件,其实最适合个体化经营的出租车司机使用。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出租车司机不但不会将自己的遭遇迁怒于专车软件,反倒会张开双臂拥它入怀。
 
实际上,政府对出租车行业的管理,是通过公司间接管理还是通过市场直接管理,孰优孰劣,并非雾里看花那般难以判断。政府对出租车个体经营户该征税征税,该年检年检,该处罚处罚……哪里需要中间环节去管制约束出租车司机,徒增交易成本,还吃力不讨好?
 
2015年1月15日《中青报·青年话题》见报版:
http://zqb.cyol.com/html/2015-01/15/nw.D110000zgqnb_20150115_1-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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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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