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工作会议上“发飙”：“打工挣钱，天经地义！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拖欠农民工工资，你拖欠工资就没有良心，良心何在？！我希望今年不要再出现这个问题。”
报道说，尹部长此言，也是面对全国几十名厅局长的发问。据了解，我国现有农民工约1.5亿，每年此时总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高发期。讨薪是社会悲剧，获得劳动报酬是受宪法保护的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尹部长的话拷问着一些企业的良心，也拷问着人民公仆的担当。
拖欠农民工工资及农民工讨薪难，确实是严峻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是特殊的经济现象。对此而言，光有良心拷问是不行的，或者说良心拷问根本就靠不住。
新闻阐发认为，尹部长的话，既是对那些欠薪企业主良心的鞭挞，也是对全国各级劳动部门公务员责任担当的拷问。其实，这样的良心追问，实在是一个很笨的办法，给人黔驴技穷的感觉。行政机关有足够科学合理有效的考核办法，对付那些对农民工讨薪难问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没良心”的公务员，就看你敢不敢动真格。
再一个，对那些恶意或者无故拖欠农民工薪水的企业主来说，良心喊话也注定是徒劳无功，因为他们根本就“没良心”，这样的道德诉求相当于对牛弹琴。而对那些因三角债等客观原因无法兑现农民工工钱的企业主和小包工头而言，用良心这样的说辞去苛求他们，则无异于“要牛弹琴”，强人所难了。
农民工讨薪难，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要在社会和法律这两个层面找。社会方面：一是用工企业对农民工利益的重视程度不够；二是农民工自己的法律、社会知识水平有限；三是农民工维权成本高；四是劳动行政执法力度不够。法律方面：一是劳动合同法执行不力；二是通过法制渠道维权时间过长，令农民工望而生畏。说实话，要消除这些原因，靠良心拷问真的是缘木求鱼。
对劳动部门而言，要做的无非是强化监管和搞好服务。所谓强化监管，一方面要加大对恶意欠薪的监督与打击力度；另一方面要行使好劳动监察各项职能，譬如督促企业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提高劳动合同的履约率等等。所谓搞好服务，一要主动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提高其素质和维权能力；二要殚精竭虑地为农民工维权创造有利条件，强化劳动仲裁方面的服务，简化程序；三要建立欠薪应急周转金制度，帮助非恶意欠薪企业走出困境，及时兑现农民工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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