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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生家门口掏鸟窝获刑10年半”一事，现在是越炒越热了。被判重刑大学生闫啸天的父亲闫爱民表示，他已替儿子请了律师，希望法院能启动再审程序。
而围绕此案的争论，无论是民间舆论还是各种专业的声音，都显得莫衷一是。其中一种意见很具代表性，认为闫啸天等人所犯之事，法律条文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有明文规定，就算看上去量刑过重，值得同情，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毕竟在中国这样的成文法国度里，法律是刚性的，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受到很大限制。
不能说这种看法没有道理，但它本质上却只是貌似合理。法律不是超乎人类社会普遍情感之外的纯理性工具，司法判决必须符合这个社会的基本伦理道德，不能违反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正义观与价值共识。而在我们目前的司法环境和官僚化考核制度之下，一些司法官员也确实存在机械理解和适用法律条文的倾向，只追求司法实践中的形式合法性，忽略基本的价值观和正义感。
即便我们从纯粹的法条和法理出发，这桩案件也存在不少值得探究之处。一审、二审法庭均认定，闫啸天和王亚军明知他们掏、养、出售的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可是控方所能出示并被法庭采信的那些证据，也只是证明那些鸟叫燕隼，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并不必然证明被告人对此知情；即便闫啸天和王亚军知道那些鸟儿能卖个好价钱，也未必知道它们是卖不得的。你要认定他们知情，至少得退回去补充证据，光靠推论是不行的。
“不知者不为罪”可谓妇孺皆知的常识；就具体的法律规定而言，捕猎、收购、倒卖国家保护野生动物罪名的认定，在主观方面必须表现为故意——而这种故意不是指故意去捕猎、收购、倒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的行为客体是国家对那些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实施重点保护的法律制度。
河南当地两级法院均认定闫啸天和王亚军有罪，且系足以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是不是因为他们声称自己不知情又拿不出证据？然而，要认定两被告在实施相关行为时是“明知”还是“不知”，举证责任在检方；公诉人拿不出证据证明他们故意，就理应“疑罪从无”。这也是一个法律常识。
“无罪推定”及其所派生的“疑罪从无”原则，并不是被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文确立之后才有的法治原则，古今中外这样的明文规定并不少见。古罗马法中就有“罪案有疑，利归被告”的规定；中国自夏商周三代始，立法者就对疑罪提出了“从轻、从无”的主张。怎么到了今天，这样的基本法治原则，还要被我们这样不断地重复呢？
“法不容情”，但“法也不外乎人情”。想起印度电影《流浪者》中的一段对话——检察官打断丽达的辩护说：“法律不承认良心！”丽达则针锋相对地回敬：“那么良心也不承认法律！”是啊，不被良心承认的法律，又如何能让民众去信仰它！诚然，法律的工具性是其客观属性之一，但司法却不能被抽去人性的工具理性绑架和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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