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站街女”与延安“豆选法”-朱达志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巴黎街头的华人站街女游行方队。图自胡文燕博客

驻法记者胡文燕女士最近在财新网博客上发表了一篇热文“《站街女》：华人性工作者在巴黎”。胡女士写道，法国导演纳埃尔·马朗丹（Na?l Marandin）以巴黎华人性工作者为主角，拍摄了一部电影《站街女》。马朗丹希望通过这些人的遭遇，揭示当今法国社会中各式各样的统治、操控、主宰和不公。

该片于2月3日正式上映。不知是故意还是凑巧，当天法国国会下议院（国民议会）正好在对有关“反对卖淫”的法案修订进行最后一次审议。历时两年半，这个极具争议的法案于4月6日终获通过。

在法国，卖淫本身其实并不违法，但揽客和协助卖淫则被法律禁止。新的“反卖淫法”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其中增加了惩罚嫖客一条。而这一旨在通过惩罚嫖客以间接救助“失足女”的“好意”，却没有被站街女们“心领”。她们多次上街抗议，打出“身体属于自己”等标语，要求政府撤消该法案。

而每次的游行队伍里，都会有个“中国小方阵”，由华人站街女们于2014年成立的“铿锵玫瑰”协会成员组成。胡女士写道，她们在异国土地上，学会了游行示威，以法国人的方式维权并表达自己的想法。纳埃尔说：“你移居到另一个国家，肯定会有所改变。她们争取该有的权利，畅所欲言。我觉得对她们来说，有这种经历，也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

巴黎街头的华人站街女游行方队。图自胡文燕博客

突然之间，我被纳埃尔·马朗丹导演的话深深触动了。

是的，那些大多为从中国东北失业者家庭中勇敢走出去的中青年女性们，当年在自己的故乡时，可能从来就没机会“争取该有的权利”，她们害怕成为“不稳定因素”而让自己及家人的日子过得更加“不稳定”。想要成就“一件美好的事”，或者如她们中有人所说“实现价值”（这是一个令人多么辛酸的正能量大词），她们却不得不告别自己“美好的祖国”，远涉重洋去异国他乡“失足”。

这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啊！

可是，这又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说她们幸运（实际上她们自己也每每这样给自己鼓劲打气），是因为她们终于可以自由处置“属于自己的身体”，并且能自豪地告诉来自祖国的记者，“外甥喝的奶粉都是她一罐罐从法国寄回家的”；还是因为她们在此邦可以合法地、正大光明地上街表达自己的诉求，而不用去成为毫无尊严及安全保障的上访户？可能两者皆而有之吧。

从这些巴黎城里的华人站街女故事中，我想起了1940年代的“延安豆选”。这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却有着一个相同的价值内核，那就是：能够拥有自由表达的权利，确实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

1940年代延安“豆选”版画

抗战期间，中共在自己控制的地区采取一种被称为“三三制”的政权模式——边区政府构成中，共产党员、非党“左”派人士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基层政权则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

由于当时陕甘宁边区的“选民”们多数不识字，看不懂选票，于是主持乡村选务的干部们，就借鉴古希腊和17世纪英美等国的一些做法，改装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投票方式，比如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投豆法、烧洞法、投纸团法、背箱子和乍胳臂等等。而最为普遍的就是“黄豆选举”。

在有关当时的一些电影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每位乡干部候选人背后的条桌上都放着一个粗瓷海碗，全村成年村民每人都攥着一颗黄豆，依次走过乡干部的背后，把豆子放在他们信得过的候选人身后的碗里。最后计算获豆个数，得豆最多者当选。

这就是所谓“延安豆选”。

1940年代延安“豆选”写真

谁说中国人缺乏民主意识，只能被管制呢。想想巴黎街头游行队伍中那些华人“失足妇女”自尊自信的英姿吧，想想当年延安乡下那些目不识丁的老农民们“煞有介事”的神态吧。

可以说，当年的这种“草根民主”形式，为巩固共产党政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让普通民众获得了一种可能从未有过的“主人翁”感觉。不管其背后的实质性意义有多大，民众的这种获得感，对政权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的正能量，对民众自身来说却是一种千金难买的尊重需求满足——这种满足，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排在第二位。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当延安的普通百姓发现自己被共产党“尊重”了，其发自内心的支持和参与，就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啊。就像那些从中国东北出走的巴黎站街女，当她们的“尊重需求”获得满足，“反卖淫法”最后是否通过，对她们来说，似乎也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她们真的相信，在那块土地上，就算上帝关上了一扇门，也必然会为她们另外打开一扇窗。

电影《站街女》招贴画。图自胡文燕博客

鸣谢胡文燕女士。原文在此：http://huwenyan.blog.caixin.com/archives/145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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