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还是死亡？这次发问的不是哈姆莱特，是杂文家-朱达志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多年前翻阅过一本闲书《兄弟文豪》，说的是鲁迅和周作人的恩怨纠葛——情仇大概还说不上。骨肉手足本应相亲相爱，殊不知双双成名后却怒目相向，以致分道扬镳。按照郭沫若的说法，“五四”期间最伟大的成就就是诞生了周氏兄弟。此话虽不无夸张成分，但也饱含了后人对他们两位本应伯仲难分却最终命运轩轾的惋惜之情。

后来又读到一些文章和资料，其中涉及鲁迅与树人之间情趣爱好价值取向生活态度之异，也有说鲁迅与他的日籍弟媳妇之间的貌合神离腹诽龃龉，甚至还有其他一些颇为难听的描述，涉及偷窥之类私德方面的负面信息。

但是被谈论最多的，并不是两兄弟的为人，还是他们的文章。

鲁迅与周作人都是杂文大家，但两位的杂文却是风格迥异。鲁迅的杂文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对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但是周作人的杂文，却一洗简单粗率之风，更加地从容舒缓、飘逸洒脱。

实际上这样的分类还是简单粗暴了一点。从价值层面说，我并不认为树人的杂文就一定高大上乘，作人的杂文就一定逊色其兄。鲁迅写过《纪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纪念》，周作人针对北洋政府镇压学生事件，也写过愤懑呼号之文，譬如《碰伤》。其中反语、暗示、漫谈之类手法，也正是杂文的通常笔法。

这样说来，杂文并不是一般人脑子里固有的概念，并非一定要血脉贲张、剑拔弩张、一针见血、斗狠逞凶。杂文固然要有战斗性，但论理说事却要曲径通幽处、润物细无声，且辞章与义理皆备，寓逻辑与思想于嬉笑怒骂或漫不经心的起承转合之中。

可见，杂文实际上是很难写好的。

但是写好杂文并不是个纯粹的学识、文采、智力、勤奋问题，它跟所有文体一样，需要合适的土壤和环境，需要照应时代的呼唤。比如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笔记小说，它们的兴盛都是与当时代的社会氛围与国情民风息息相关，也可以说相辅相成。杂文亦然，甚至表现更为充分。

无论是杂文的极盛时期即民国初中期，还是首提杂文概念的南朝文艺理论家刘勰所处时代，抑或是优秀杂文百花齐放的春秋战国时期，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当时的社会正处于新旧交替、变动不居、各种思潮交流碰撞、文艺与思想的表达相对自由开放、大一统一元化的传统意识形态相对式微，甚至迎来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唯有这样的时代，才容得下杂文这种锐利的社会柳叶刀，去刮骨疗伤、针砭时弊、指点江山。

那么，在当今我们这个时代，还需不需要杂文，还有杂文和杂文家吗？

6月26日下午，56岁的知名杂文家朱铁志先生自杀辞世的消息在网络迅速传播，众多文化界人士表示震惊和哀痛。晚间人民网发布消息证实，北京市杂文学会常务副会长、《求是》杂志副总编辑、著名杂文家朱铁志，于2016年6月26日凌晨不幸辞世。

朱铁志先生198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工作（1988年《红旗》休刊，后来一本名为《求是》的杂志问世，朱回到杂志社）。除了在《体育报》的三个月短暂记者生涯外，朱铁志在该刊从事政治理论编辑工作长达30多年。闻此噩耗后，我在朋友圈“大不敬”地发表了几句感想，其中之一是说，这几十年来，严格意义上的杂文已经不存在了，又遑论杂文家。

应该说，我这句话并不属于价值判断，而只是一个技术性的事实判断。十几年前就有过“时评勃兴、杂文式微”的说法。而时评和杂文的不同，不仅仅在于文体上的表现手法各异，文章内容也有很大差异。简而言之，在写作方式上，现在要求“有话好好说”，不需要曲径通幽、指桑骂槐、声东击西；而在内容上，传统媒体都要求所评事件必须要有“正规”的由头，甚至一定要有见报新闻出处。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下，时评的兴盛和杂文的式微，都是不可避免的。如今好像时评也衰败了，但主要还是就传统媒体而言，网络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上的时评可谓汗牛充栋，且涉及题材稍宽泛于传统媒体，看上去颇有些气象。网上的杂文也是大量存在的，但缘于众所周知之故，网络杂文仍然是难成气候。

生存还是死亡，对当下凤毛麟角的杂文家来说，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正直且诚实的朱铁志先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我们在痛惜之余，是不是也应该严肃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如今都在说转型。而在此之前，许多杂文都转型写时评了，但是写得颇为痛苦。朱铁志生前也在积极转型，然而缘于其身份特殊等方面原因，转型更加艰难。我看到他今年2月在自己分管的求是网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对一个头顶“著名杂文家”桂冠的老文人而言，撰写那样的理论文章，于他可能是太为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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