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改跟医改一样，几乎成了一个永恒的话题。这至少说明，此项改革的成果很不如人意。令人遗憾的是，几乎所有来自体制内的公车改革方案，都是在概念上玩游戏，新瓶装旧酒，甚至只是将旧瓶子洗洗了事。不过也有例外，杭州市两年前开始实施的公务车改革模式，倒不失为一个较成功的范例，其做法值得总结复制。

“杭州车改”的基本理念是“单轨制、货币化、市场化”。单轨制是指将公车上缴统一处理；货币化是指向公务员发放“车贴”；市场化是指成立公车服务中心，将留用车辆进行市场化管理。这样的理念和具体做法，在国内众多车改方案中可谓独树一帜，成效也是相当可观：第一批车改单位公车开支比车改前下降32%，第二批车改单位下降30%，两年节约公务交通费用总计3442万元。而且，自车改之后，市里有关部门接到的超标超编配车、公车私用、公车乱停、公车违章等问题举报明显减少。

当然，杭州车改在受到舆论充分肯定的同时，也遭遇了一些质疑，最多的意见集中于“车贴”。一些市民指出，公车消费本来就有浪费，现在用发放定额车贴的方式，实际上是将一些浪费行为合法化，公权变成了特权，特权又被“赎买”成了私产。还有市民认为，车改呼吁这么多年，还是迟迟改不到位。“凭啥干部就可以用公车，取消公车就得发车贴？为啥不能像百姓一样完全自理？”还有市民对车贴标准过高啧有烦言：“一个正局级公务员的车贴比普通百姓工资还高，怎么说得过去呢？”

应该说，这些意见都有道理。但是，公车消费是个很具中国特色的官场现象。它既有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历史渊源，又有长期官本位体制之下的制度性根源，要想对其进行“彻底”改革，绝非常人所想像的那么简单——呼几句口号，下个死命令就行了；而其形成过程也不在一朝一夕之间，因此这样的“根本性改革”，更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赎买”虽然不是一个最完美的办法，但相对于传统的公车管理办法，却是一个更合理的办法——在没有或者不可能实现最优的时候，最大限度地追求次优，恰恰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这是一种增量改革，是一种多赢的正和博弈模式。考量一种公车改革做法是否有效，要看三个指标：一是能否真正解决涉及公车腐败的问题，二是能否降低行政成本，三是能否保障行政效率不受影响。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范柏乃认为：“从这几个指标来看，杭州车改还是很有成效的。”这三个指标，跟民众利益可以说息息相关。行政效率就不说了，无论是腐败成本，还是“正常”的行政成本，说白了最终还是得纳税人买单，这两项指标降低，受益的当然是民众。

“杭州车改”不是最终结果，但从它节约行政开支、限制“车轮腐败”和保障行政效率来看，对各地车改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杭州车改”也并不完美，说白了它只是一个折中方案，但是这种无奈却是无法避免的，是“彻底”解决公车问题的必要过程。

晶报11月8日：http://jb.sznews.com/html/2011-11/08/content_181494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