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行政化不是一个框

 

朱达志

 

距去年11月27日传出“出事”消息刚好半年，5月底，南京市检察院宣布：以涉嫌受贿罪决定对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予以逮捕。据称，2006年至2013年期间，蔡荣生利用职务便利，在学校特殊类型招生过程中为考生提供帮助，收受贿赂1000余万元。

 

所谓特殊类型招生，显然是指自主招生。按照教育部的规定，应届高中毕业生通过考核后，可提前确定意向高校的录取名额，并在参加高考后享受最高60分的降分优惠。教育部要求，自主招生人数不能超过试点学校年度本科招生计划总数的5%。入选考生均须参加全国统考，成绩须达到生源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的与试点学校同批次录取控制的分数线。

 

自2003年起，自主招生已经推行整整十年。为什么要搞自主招生？我们知道，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机构，它天然具备一些基本的自主权，而自主招生正是落实大学招生自主权的重要体现之一。应该说，自主招生权并不是源于有关部门的恩赐，它也是这三十多年来高教体制改革中各方博弈的结果。起初，教育部希望“试点学校根据创新人才选拔和专业培养需要，积极探索以统一考试录取为主、与多元化考试评价和多样化选拔录取相结合，学校自主选拔录取、自我约束，政府宏观指导、服务，社会有效监督的选拔优秀创新人才的新机制”，但十年过去了，自主招生似乎并没有显现出——或者说显现出多少它应有的功效，大学并没有因为自主招生而让自己的自主性获得多大的体现。

 

于是，陆续有人对自主招生唱衰；尤其是遇到了像蔡荣生这样的蛀虫，大家更是对自主招生的“猫腻”吐槽不断。似乎取消了自主招生制度，蔡荣生们就能无处施展、无以遁形了。另一些人则将蔡荣生们的存在根源，一概归之为教育行政化——教育行政化成了一个筐，什么样的教育问题和弊端都可以往里装。这似乎不光是因为懒惰，它其实是在有意无意地回避某些真问题。

 

真问题是什么？要知道，行政化并非教育这一个领域的问题。国企也行政化，多如牛毛的各级各类事业单位更是行政化，甚至连一些寺庙道观也行政化。教育尤其是高教，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并不是一般意义的教化育人机构，它可以说是官家意志渗透很深的一个准意识形态机构，去行政化何其难也！难道因为有了这个教育行政化，高教领域出现的任何问题，就都可以用黑格尔的那句名言去解释，因其“现实存在”而变得“合理”？

 

这肯定是荒谬的。教育领域出现的许多问题，包括蔡荣生们的贪得无厌，包括自主招生的各种猫腻和不公，或许都跟教育行政化有着或多或少、或浅或深、或明或暗的关系，但分析到处为止，“一言以蔽之”了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其实，所谓自主招生，纯属中国现实语境之下的一个特有概念。美国没有这个词，其他大多数国家也没有这个词，盖因教育本身就是一个“独立自主”属性非常强的行当，教育机构的根本职责，就是把一个万事依赖他人的非社会人，培养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意识的自立于世的社会人。如果连自主招生都做不到、做不好，高校又如何培养学生的独立自主意识与能力呢？

 

所以，要解决自主招生中出现的问题，要破除蔡荣生们祸害自主招生的“内部人控制”难题，唯有在制度设计上做文章，即完善自主招生的一系列程序和实体性制度安排，不要给蔡荣生们以可乘之机。比如，为什么要限制自主招生率不得超过5%？为什么要给自主招生的学校类型画框框？为什么有关自主招生的信息公开程度如此之低？这些带根本性的问题解决了，自主招生的所谓猫腻哪里还能藏形，蔡荣生们必将“英雄无用武之地”。

 

http://hzdaily.hangzhou.com.cn/hzrb/html/2014-06/03/content_173813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