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复苏之时，工资条例早出早好

朱达志

近日，有媒体引述中国劳动保障科学院相关人士的说法，称《工资条例》按照国务院法制办提出的新要求，正在进行最后修改，将会很快出台。但该相关人士随后又否认了上述报道，表示《条例》具体何时出台他并不清楚。

8月5日，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研究员刘军胜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条例》出台的宏观经济环境或者说时机尚不是很成熟，相关部委对于某些“基本”概念尚未达成一致，一些可操作性的监管措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提出，《条例》年内出台的可能性不大。

《工资条例》的草案早在2008年底就完成了；和此前的《劳动法》类似，《条例》的酝酿过程曲折漫长。为什么这个早于2008年就形成草案的法规文件，命运如此多舛，至今难见真容？我以为，这应该与发轫于两年前的金融危机有关。正如刘军胜所说，“主观上很多概念还需要进一步澄清，客观上经济形势不允许，《劳动法》出台后，给企业带来了一定压力，目前出台《条例》我们也认为不合适。”

不过，除了各相关部委至今仍在就一些基本概念（譬如工资的构成和定义）相互扯皮外（扯皮后面实际上有利益的考量），以及考虑到金融危机后实体经济所受到的打击，不便给它们“雪上加霜”，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制约着《工资条例》的出台，那就是来自学界的影响或者说干预。

想起一桩旧事。2008年底政府四万亿救市政策出台后，张五常先生立即著文高度赞赏，说：这次计划的大手推出，可不是走什么凯恩斯学派的路……凡是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经济政策大都走对了路，凡是从西方进口的皆害人无数！张大师的耸人听闻我们已经见怪不惊了。但是他在那篇文章中仍然明确无误地表示：“在十项措施中，我唯一清楚地反对的是廉租房。”

张大师为什么要反对廉租房制度，这跟他的所谓自由经济信仰有关。自由经济当然是个好东西，弗里德曼和科斯当然是对当代人类做出过伟大贡献的杰出经济学家。但是，打着自由市场经济的旗号反对一切政府福利政策，认为诸如廉租房制度、最低工资制度、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等等东西方通行的政策措施，都是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这就有点抬杠之嫌了。

不久前，在微博上见识了薛兆丰先生的一次真性情表现。针对近期出现的一些劳资纠纷事件，薛先生在微博上舌战群雄，言必称“原理”，开口即“规律”，似乎活在18世纪前工运未兴的真空之中，而不是当代的美国（他目前的居住地）和中国（他的祖国）。可是他引经据典的对象又都是现代芝加哥学派的诸位大佬。

实际上，若真的按自由经济理论考量最低工资标准、企业辞退员工限制、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这些问题，我们也并不一定会必然得出“目前出台《工资条例》，经济形势不允许”这样的结论。如果一个企业连保证其员工收入达到最低工资标准的要求都做不到，那么至少说明它在成本控制、经营策略、产业方向等等方面出了大问题，这样的企业，就应该让它破产或被兼并重组。这对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恰恰是有益的。

如果说，2008年底适逢金融危机来势凶猛，中国的实体经济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那时候暂缓出台《工资条例》还说得过去的话，那么，在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出现明显复苏的今天，仍然认为“目前出台《条例》不合适”，那就未免太过“稳健”保守了。

(8月8日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