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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想禁止疲劳审讯还得有劳律师在场

朱达志

12月8日新京报披露，最高法院正在制定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解释文件，如果各项工作如期完成，该解释有望在本月内出台。在该解释文件初稿中，疲劳审讯、诱供、指供、威胁被告人、威胁证人等变相刑讯逼供等行为将被视为非法证据，法院应予以排除。

很难准确统计，类似的消息我们已获悉多少次了——比如2010年，两院三部出台规定首次明确，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言和口供，属于非法言词证据应予以排除；又如2012年，最高法院出台司法解释继续明确，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应当认定为“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再如2013年，最高法院出台“意见”指出，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应当排除。

当然，从最新报道的内容看，拟议中的相关规定更加完整、明确、具体，因为最高法院准备将疲劳审讯等行为也确认为“变相刑讯逼供”，如此定性之后，以疲劳审讯等方式得来的口供被作为非法证据而予排除，理论上说比以前要更方便一些。所以，上述报道也算是一个好消息。

刑讯逼供也好，变相刑讯逼供也罢，由来已久，广受诟病，客观上也确实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应该说，自2005出现佘祥林冤案以后，在舆论的推动下，有关方面对这个问题还是重视的，因此才有上述规定的陆续出台。但是，再好的规定，若没有靠谱的措施确保其落地，也只能是白纸一张。比如，警察关起门来搞疲劳审讯，你如何认定他是在变相刑讯逼供？诸多事实证明，寄望于警察“自觉”是严重不靠谱的，监控录像在关键时候往往也是靠不住的。唯一的办法，是落实律师在场权。

之所以说“落实”而不是“赋予”，是因为律师在场权本身就有法源依据。“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是一项宪法权利，而律师在场权是辩护权的内涵之一。而且，它不仅是被告人的权利，也是律师的权利。所谓律师在场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其狭义是指：犯罪嫌疑人在受到刑事侦查讯问时，有要求律师在场的权利，律师不在场讯问所取得的讯问笔录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同时，这也是受托律师的执业职责所在。

律师在场权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法定权利。但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中，这样的权利却未得到确认。昨日的报道称：对于在非法证据排除过程中辩护律师的作用，该解释还将明确死刑复核案件讯问过程中，律师的在场权问题。这说明，有关方面对律师在场权这个问题，已有所松动。这是好事。但松动的幅度和力度实在是太小。严格说，死刑复核案件讯问过程的律师在场，并非律师在场权的应有之义。所谓律师在场，首先是指被告人失去人身自由后的侦查阶段的律师在场。因为刑讯逼供一般而言主要发生在这一过程。

其实，三年前，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就承接了一项联合国资助的项目，在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进行侦查阶段律师在场监督的试点，据称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也得到了大部分办案民警的赞同。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加快律师在场权的全面落实呢？毕竟，真想禁止疲劳审讯等变相刑讯逼供的发生，确保律师在场是最好也最简单的办法。这比出台多少规定、解释、意见，都管用得多。

发表于12月9日中国青年报：http://zqb.cyol.com/html/2014-12/09/nw.D110000zgqnb_20141209_3-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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