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控烟基本不成功。”清华大学卫生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远立说。他的证据之一是新近出炉的“全球成人烟草调查-中国部分”。该调查结果显示，和八年前相比，中国15岁及以上男性吸烟率仍高达53%。“考虑到一些因素，统计上的微弱下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是令人沮丧的情形！”

主持上述调查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功焕同样心情不佳。这位中国最知名的控烟人士深感受挫。“有些事情可以猜测到，有些则出人意料。”她对记者说，控烟必然是一个漫长熬人的过程，只是在中国显得更漫长、更熬人。“到现在为止，卫生部和中国疾控中心都不能在其网站上登出调查内容，足见阻力、压力之大。”

明年1月9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中国生效满五年。届时，中国政府将向世界提交自己的“成绩单”。然而，人们担心，这份“成绩单”会相当不好看。

杨功焕的受挫感、“熬人”感和巨大压力可想而知。在中国这样的官本位观念浓厚，行政主导一切，利益集团威力巨大的社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算个什么角色？你能和中国烟草专卖局及其属下的中国烟草总公司比吗？且不说“级别”悬殊了，每年中烟公司及其地方公司给政府交纳的巨额税收，就足以将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其游说能力和政策影响力岂是你这个吃财政饭的小小疾控中心可以比拟的？所以杨功焕会说，“我们的对手太强大了，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斗，哪怕一点点的胜利都是艰难的。”

烟草行业每年究竟创造了多少产值，为国家贡献了多少GDP，我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数字不会小，不然国家烟草专卖局不会视“卷烟上水平”为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其雄心在卷烟品牌“532”发展规划和销售收入“461”的目标中显露无疑——争取用5年或更长一段的时间，着力培育两个年产量500万箱、3个300万箱、5个200万箱定位清晰、风格特色突出的重点骨干品牌，努力形成12个销售收入超过400亿元的品牌。可想而知，如此雄心勃勃的计划若能实现，该给中央和地方创造多少GDP和税收啊。

但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个GDP上，确切地说是出在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上。中国的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内容单一，GDP是其中压倒一切的硬指标，几乎成为地方官升迁的唯一砝码。而另一方面，分税制后，地方政府要养活庞大的文官系统，也要支付公共服务费用，别无他法，只能靠不断加码的GDP增量提供税收。

有人会说，烟草利税巨大，然而，大账上仍然得不偿失。这道理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北京大学教授李玲曾以2005年的数据做过测算，吸烟导致疾病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总和为2275.48亿至2870.71亿元之间，占2005年总GDP的1.15%至1.57%。而2005年烟草工商税收合计约为2000多亿元。烟草致病的经济成本已经抵消了烟草利税收益。是的没错。但要知道，烟草所创造的税收可都是真金白银的财政收入，而烟草致病的经济成本，其直接的承担者却是患者。

所以，要从根本上改观控烟举步维艰之局面，就必须改革地方政府官员评价体系，抑制他们惟GDP是瞻的冲动，增加居民幸福指数、健康水平、疾控状况、文明生活方式等等社会进步指标的考量。如果一个地区其居民的吸烟率、居民因烟致病医疗支出水平等等指标，也可以进入官员的政绩考核系统，那么我相信，“八年控烟基本不成功”的局面，将会很快改观。朱达志

（CNTV复兴时评 20100921）